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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三角金融审判典型案例（2024－2025）之二——樊某与某证券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中，基金管理人某资产管理公司先后成立30余只私募投资基金，基金托管人均是某证券公司，共募集资金90余亿元。某资产管理公司募集资金后，虚构底层资产，以不实际持有的票据收益权为交易对象，使投资人错误认为基金投向风险较低的银行承兑汇票，骗取投资人资金。经审计，30余只私募投资基金的底层资产银行票据均是虚假票据，涉及相关票据5,000余张，重复利用600余张，共造成700余名被害人实际经济损失20余亿元。投资者樊某认购基金份额后，仅收到大致等同于10%本金的回款，遂就投资差额提起诉讼。

　　上海金融法院认为，某证券公司作为托管人，就资金托管等受托事务对投资者负有信义义务，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根据基金性质、交易结构、投资特点、投资方向等在自身专业能力和职责范围内对投资者勤勉尽责。对于本案如此单一、频繁、高额投向的投资行为，某证券公司作为托管人应当抱有更为谨慎勤勉的态度，更加关注投资的真实性，然而本案中能够证明票据权属的始终只有企业网上银行票据查询截图，且该截图并未显示票据权利转让方系汇票的被背书人或者权利人。某证券公司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应当知道截图所显示的票据权属信息存在不完整性，且在案涉票据金额巨大，交易主体单一的情况下，其仍对外观真实性未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长期不加注意，也不过问，简单执行相应划款指令，存在过错。

　　上海金融法院2025年公布的十大精选案例之一——周某信托营业信托纠纷案中，房地产信托的投资者提出41项诉请内容，要求信托公司披露尽调报告、抵押物他项权证明、项目四证等材料。该案中，法院从三个方面界定委托人的知情权范围：第一，对商业秘密和其他委托人隐私进行合理保护，故对于其他委托人银行流水情况、受托人投资策略等材料，受托人可不予披露；第二，尊重受托人的自主管理权，故受托人对于工作记录可不予披露；第三，需考虑受托人过错情况及委托人请求目的之正当性，当委托人初步举证表明受托人在履行信义义务过程中可能存在过错时，受托人应对相关的必要材料进行披露。

　　仲裁裁决详细分析了尽调中的多项不合理之处：现场确认时交易对手强烈拒绝拍照留痕，未核对交易对手身份；对在会议室盖章等异常情况未保持警惕；增值税普通发票与应收账款的匹配方面存在疏忽。并且，仲裁裁决进一步指出，提示或披露风险系受托人免责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进一步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才构成尽职免责。结合受托人证据，仲裁庭最终认定信托公司作为专业受托人未尽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错，委托人损失已实际发生且与信托公司过错存在直接因果关系，风险揭示不能作为免责事由，支持了委托人的全部仲裁请求。

　　2025年北京金融法院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联合发布的私募投资基金典型案例——L某与某银行合同纠纷案中，FOF基金作为母基金向其下层基金进行投资，A公司作为FOF基金及下层基金的管理人与B银行及C公司签订委托贷款合同，通过B银行向C公司发放贷款。此后，管理人A公司失联，被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告并被注销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FOF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下层基金份额持有人召开大会，授权L某代表基金向B银行主张知情权，要求B银行提供委托贷款相关信息资料。

　　2026年1月15日，中国证监会召开2026年系统工作会议，总结2025年工作，分析当前形势，研究部署2026年工作。全面强化“五大监管”，加快构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体系，开展打击私募基金违法违规专项工作仍然是未来的工作重点。此外，2025年金融领域刑事案件聚焦贪污贿赂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等类型，呈现“涉案金额巨大、罪名叠加频发、打击力度持续强化”的显著特征，尤其强化对金融监管、银行、信托等领域“关键少数”的追责与“零容忍”打击，通过严惩金融犯罪推动行业治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依法惩治金融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之二——吴某受贿、挪用公款、违法发放贷款、违规出具金融票证案中，吴某系某国有出资银行行长，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某公司发放5亿元保证贷款，以“咨询服务费”名义收受好处费1.42亿余元。此外，吴某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授信审批、贷款发放、出具履约保函、企业融资等事项上谋取利益，还收受他人贿赂1.32亿余元。并且，吴某还涉嫌挪用公款5.08亿余元、违法发放贷款5.01亿余元、控制银行违规为他人贷款出具保函。法院最终认定，吴某构成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违法发放贷款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此案为银行高管敲响警钟，暴露部分银行“内控失灵”的突出风险，推动银行业强化授权管理、完善内控机制、加强异常行为监测，防范高管权力滥用。

　　以上多方面的实践探索不仅为市场主体提供了清晰的行为指引，更构建了“裁判规则引领、行业合规跟进、监管协同保障”的金融争议解决生态。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最高人民法院已明确下一步重点工作：加快出台新公司法配套司法解释，制定证券市场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民事赔偿司法解释，深入研究私募基金、资产支持证券、供应链金融、互联网金融、虚拟货币等新型金融案件司法应对举措，加强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持续深化多元解纷机制。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金融创新与开放的持续深化，新型争议仍将不断涌现，司法与仲裁实践需进一步强化“实质审查、利益平衡、风险防控”的核心导向，持续完善跨境争议解决机制、创新业务法律适配规则、投资者保护体系，推动金融争议解决朝着更高效、更精准、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发展，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助力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